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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粤商6.0

类型:财经 大陆综艺 国产综艺  中国大陆  2017 

主演:梁音 

导演:未知

剧情简介

《风云粤商》 - 风云粤商 陈力《风云粤商》是一档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经济频道制作承办的南中国最高端的企业家访谈电视节目《风云粤商》。节目由著名节目主持人、制片人梁音通过访谈演讲的表现形式与粤港澳地区著名企业家交流,分享商业成功人士的商业智慧,启迪大众创新思维。旨在打造一档有思路,有深度的企业家财富智慧演讲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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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澎的学术成就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黟、休宁、绩溪、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于是出现“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着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第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州典当,强化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有高明的经营艺术。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经秘诀。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逐名高是为了大名声,而大名声,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增加无形资产。可以说,徽商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从南宋后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举北京说,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迹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贸易实属走私,因此屡遭打击。王直于是结集自己的海上武装,与官府作对,竟借居日本的海岛,自立为主,自称“徽王”,啸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乱”。谚语“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按字面理解是:一个市镇,如果没有徽商在此的活动,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市镇。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一个原本是平淡僻小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二是一个原本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会走向繁荣昌盛;三是一个市镇,如果它没有徽商或者说过去有徽商曾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徽商第一大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扬州、武汉等许多城市,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交流商业信息、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官贾儒三位一体。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自然、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具备这两点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注重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善于运用高明的经营艺术。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徽商还充分利用乡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如此以来,怎能敌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徽商“贾而好儒”的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重视教育。“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以及“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从这些对联民谚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县有社学462所。《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故徽州素有“茅屋书声朗”之称。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大力捐资兴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靠的是人,是一种精神,有人以“徽骆驼”来比喻。它至少反映四个层面的内容。一、不甘穷苦,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二、不怕挫折,执著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三、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四、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 “花无百日红”,有些朋友会问到这么一个大的商帮是怎样衰落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间,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使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徽州盐商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二、清咸丰年间试行钞法的失败,给经营钱庄的徽商打击也是巨大的。后来清政府对典当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实行“厘金”的政策对经营典当和长途贩运徽商冲击非同小可。三、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以价廉质优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小手工业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四、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烧、杀、掳、掠,尸横遍野,战火连绵10年之久,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遭受严重的摧残。基于以上主要原因,徽商在清末民国初,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贾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点,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所以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今天,时逢盛世,新徽商们正大力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风,以振兴黄山经济。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徽商精神的内涵及现代价值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二、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徽商术语解读 【贷本经商】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佃仆制】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佃仆的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佃仆的生活环境恶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贷和额外农产物勒索等剥削,还必须为地主的冠婚丧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摇役。佃仆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科举入仕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亦受到束缚与干涉。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歧视。但是佃仆与奴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地主对奴仆的人身控制是无限制的,对佃仆则有限制,驱使佃仆是有条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实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财产,以户来计算。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非勤俭不能治生】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贾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归德孟尝】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敦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明清时期晋商兴盛和衰败的制度为什么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山西的 “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4]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15] 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17]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22]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26]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28] 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极生动地展示了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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